【书海觅宝·评说文物】第八期：纺织塑造中国文明

  如果可以算一家之言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人具有超强的象形文化的逻辑推导能力。象形文化的本质要求人们注重观察世界，从物质中寻找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导出适应人类文明的需要。这与古印度人盘腿冥思、打坐苦想和古希腊蕴生出繁琐哲学的思考路径是大相径庭的。

  如果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筷子的出现，服饰的产生，丝绸的发明等等，就显得顺其自然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写道：“由于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所以，中国的文学作品同时诉之于眼睛和耳朵，并且主要诉之于眼睛。”诉之于眼睛和耳朵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和自然界的认识大多数来源于于自身的感受、感觉。

  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考古队员从一个55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灰坑的坑底，发现了半个茧壳。与此相呼应的，是从据今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找到了有关桑蚕的信息。考古队员从一件发掘出土的牙雕杖首上，发现了四条刻绘的虫纹。这四条虫纹，非常像蚕，一个个弓着背，屈体向前蠕动着。在另一件残陶片上，发现刻有昆虫食叶纹，一条弓背屈体的虫儿，沿着叶边开始蚕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考古专家们认为，这就是正在蚕食桑叶的野蚕，这件牙雕画，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蚕的形象的刻画艺术品。

  我们是不是能够试想一下，古代中国人注意到蚕的存在和特点，在利用野蚕吐丝制作成丝织品后，逐步培育家蚕并发明了纺轮从而形成纺织业，促使丝绸的产生和发展呢!

  考古专家推测，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慢慢的开始使用陶制的纺轮、骨制和木制的机具纺织了。桑蚕史学家周匡明先生在分析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与此相关的文物后指出：“由此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茧丝纤维已经作为纺织原料之一当无疑问。”由此可见，大约在距今7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可能开始利用蚕丝作为纺织原料了。那时，原始状态的蚕桑丝织生产可能已然浮现了。这预示着中国人的文明形态比5000年更早，古代中国人极力摆脱着“茹毛饮血”，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古人告别了虎皮兽衣，穿上了丝织品，逐步形成了人类的文明范式。

  利用自然界，却摆脱动物性，人性是人们之所以成为人的基础。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自古就有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哲学，所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如韦伯所说，靠的是“眼睛”和“耳朵”，利用的多是自然界的物理变化，而缺乏西方式科学体系所频繁利用的化学反应。譬如，蚕，古代中国人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蚕，发明了实现规模丝织业发展的工具纺轮，假如是西方人发现了蚕，培育了蚕，他们会发明纺轮吗?或许，西方人首先会将蚕进行解剖，寻找蚕的分子结构吧!

  在完成了对自然界最原本的发明和利用后，古代中国人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层次：工具。纺轮，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一种纺织工具，一般用石、陶等质料制作，后在青铜器时代发展为铜制。呈扁圆状，中间穿孔，一般直径在3-4厘米之间，大多数都用在手工拧线纺纱。纺轮又称“纺专”、“塼”、“瓦”。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专”字是古人纺纱的姿态象形文字：字的上部表示把一束纤维集中起来绕在一根纺杆上，下部有一个陶制的瓦轮的形状“叀”;左边加一个“手”(寸)形，表示捻“专”纺纱的动作。“叀”兼作声符，表示“转”的意义。“专”字后世又衍生出了“砖”(与陶专同质而又重、大之物)、“转”(像陶轮那样旋转的动作)等字。并且将“专”字意义扩展成了“集中于一”：专心、专注、专门。这种引伸意义实际上仍然是将散纤维集中成一根纱线的形象动作的含义。

  于是，我们在荆州博物馆里，就看到了大量的陶制纺轮。那是20世纪中叶，荆州考古工作者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以屈家岭文化为标志，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开始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新历程。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550前2195年。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在荆州境内，先后发掘的江陵阴湘城、松滋桂花树、石首走马岭等数十处大型史前时期的古遗址中都无一例外地发现了大量的纺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彩陶纺轮。其实，目前考古出土最早的纺轮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纺轮多用废陶片打制，中间穿圆孔”，只是，七八千年前的陶纺轮所纺的是葛、麻纤维。

  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发现，这批彩陶纺轮为细泥质，以黄白色为主，陶衣既薄又均匀，纺轮的表面，用彩色绘制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所用的颜色有红褐、橙黄、橙红、褐黑等，图案对比强烈，鲜艳夺目，为全国所少见。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绘有各种旋转纹样，给人以流动的感觉，既是原始文化艺术的反映，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的产物，被考古专家誉为新石器时代最美的纺轮。这显示出了楚地先民的天性浪漫，反映的是楚人崇赤的文明特性。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楚人用纺车纺丝线，用织机织丝绸时，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古罗马，却还只能将羊毛或植物纤维在腿上搓成粗纱。当时，罗马人为避免将腿搓伤，还发明了纱轴，这是一种扣在腿上，有点像瓦一样的陶器。曾参与过荆州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说：“罗马人没有单锭纺车。它在欧洲的出现不早于公元13世纪。”而中国的纺机发展到汉代，已改进成为斜织机。孙机先生还说：“欧洲要到公元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公元13世纪才大范围的应用。”

  对比中西文化，很难说孰优孰劣。但不同的文明路径，形成的文明发展，却塑造了不同的人类族群。从本质来说，中国人是天然的唯物主义者，中国人的哲学较少玄学，却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中国人的医学，取之自然界，讲究人体内部环境、人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中国人的筷子，或许脱胎于树枝，却与原始人的生活形态迥异，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中国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中国人的丝绸，让中国人注重礼教、斯文，讲究“衣冠之弟”，从而让中国成为“知圣王之道，行於衣冠文物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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